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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4月底，西贡战略分析会上，龙怀安提出更深层的问题：

    “美国的渗透只是表象。”

    “根本问题是：随着我们越来越富裕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，互联网越来越普及，人民必然会产生更多元的需求。”

    “包括政治参与的需求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不能永远用发展来推迟这些需求。”

    “必须提前构建容纳多元声音的制度化渠道。”

    他宣布启动“社会治理现代化工程”：

    在100个县市试点“参与式预算”，居民直接参与决定部分公共预算的使用。

    建立从社区到中央的“政策意见征集系统”，让专业意见和民间智慧有表达渠道。

    官员定期在线回答网民提问，问题及回答全部公开。

    用大数据监测社会情绪，提前介入化解矛盾。

    “这些不是西方式的多党选举，”龙怀安解释，“而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与现代技术的结合。”

    “政府主动听取民意，但决策过程保持高效。”

    “关键是要让人民感觉到：他们的声音被听见，他们的诉求被认真对待，他们的生活通过参与变得更好。”

    “这样，外部势力就很难煽动被压迫的叙事。”

    周海平担忧：“这会不会开放太多，导致失控？”

    “控制与开放不是二选一。”龙怀安说，“就像治水，堵不如疏。”

    “但疏要有河道，我们建设的就是河道。”

    “让多元声音在河道内有序流动，而不是泛滥成灾。”

    他最后说：“美国的颜色革命战术，本质是利用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不畅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我们把沟通渠道，建得比他们渗透的渠道更通畅，更有效，他们的战术就失效了。”

    “真正的防火墙，不是监控和压制，而是更好的治理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西贡国立大学。

    一场特殊的辩论赛正在举行，辩题是：《经济发展与政治自由，哪个更优先？》

    正方（经济发展优先）引用了九黎数据：四亿人脱贫，基础设施翻天覆地，国际地位提升。

    反方（政治自由重要）引用了西方理论：自由是人的本质需求，权力需要制衡，创新需要思想解放。

    激烈辩论后，评委提问反方：“如果给你们选择：生活在三十年前的美国（政治自由但经济平庸），还是今天的九黎（经济发展但自由受限），你们选哪个？”

    反方四位辩手，三位沉默了。

    只有一位女生回答：“我选，创造第三条路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九黎证明了经济发展可以很快；西方证明了政治自由可以很充分。为什么不能结合？为什么不能有‘发展的自由’和‘自由的秩序’？”她眼睛发亮，“也许我们这一代的任务，就是找到那条新路。”

    监控这场辩论的安全官员在报告中写道：“新一代不再简单接受官方叙事，但也没有倒向西方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在独立思考，这可能是最大的风险，也可能是最大的希望。”

    报告送到龙怀安桌上，他只批了一句话：

    “让他们想，只要他们想的是如何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，而不是如何摧毁它。”

    窗外，春末的阳光正好。

    体系的生命力，最终不取决于它能多严密地控制思想。

    而取决于它能为多少思想，提供成长的土壤和结果的枝头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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